改革前，他们只拿了生活费，其他的钱都让国家拿去搞建设了。

垄断行业改革稳步推进，三网融合试点取得积极进展，有关部门向第一阶段12个试点地区发放了双向进入业务许可。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价格政策，北京等7省市获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八、行政体制改革有序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对行政法规、国务院及部门文件设定的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实施或进行调整。不断完善电价形成机制，居民阶梯电价制度自2012年7月起在全国(除新疆和西藏外)平稳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工作启动，截至2012年底，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达到4.84亿人，其中1.31亿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养老金，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四、价格改革取得新突破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完善，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全年4升4降调整了国内汽、柴油价格，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间接接轨。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基本完成，全国确权集体林地27亿亩，占集体林地总面积的97.7%，发证面积占确权林地的95.5%，8949万农户拿到林权证，基本落实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权。

金融改革试点试验成效显著，国务院先后批准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福建省泉州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等3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探索新途径。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推进，《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公布，对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运营监管、退出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美国的研究发现，每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

低密度的结果是，街道上的人流少，而人流少的地方如果要发展服务业，就达不到服务业所需要的进门人口，实现不了盈利。一方面，大城市劳动生产率更高，理应其所有产业都有更高的比重是大学生，换言之，同样的行业，大城市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实现了升级。问题并不只是这样简单。某次，在一个会上，有位在上海多年的香港籍人士发了个言。

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恰恰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了对于劳动者的需求，总体上来说，更大的城市中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细心的读者会发现，50%这个点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来得太晚了。

子女教育是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居住选择的因素。更有趣的是人口密度与物价的关系。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就需要更少的低技能劳动者呢？不是这样的尽管简单的扩张仍然是很多国有企业的发展之道，但很显然，扩张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的外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把这第三元转型成为城市居民，社会的稳定必然会出现大问题。对很多政府官员来说，土地的城市化可能比人的城市化来得重要。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城市居民想住在城中心，农民也想住进城市。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在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方面，走过了几个主要的阶段。其中，户口制度是这一制度的支柱。

当时开始了城市化，但规模不大。如果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农村的价值就会遽然增加。

这种政策的产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可以理解。很多村庄，尤其是城市附近的村庄，往往以各种形式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出卖土地。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消费社会这些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改革开放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但是国有企业也在相当程度上挟持了国家政策。主要的特征是城乡隔离的二元政策，就是把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对两者实行不同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农村建设也是城乡统筹的重要部分。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因此从原先的城乡二元社会演变成为三元社会，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从而成为社会的第三元。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同时也有效阻碍了城市化。

很多城市居民所渴望的是乡下的生活。它既是经济工作，因为城乡统筹可以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

但也有很多村庄是被衰败的，这主要是由城市化对农村的土地需求所引起的。1980年代初国家提倡小城镇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欧美市场对中国仍然很重要，但要依赖欧美市场来取得经济增长显然不可行。近年来，城乡整合被很多部门视为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这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糟糕。

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主要体现为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已经有效遏制了民营部门的发展，遏制了市场发挥有效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同时，随着城市化比例的提高，农村生活的附加值也会发生变化。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阻力。

大量的资本也流入农村，以各种形式收购农民土地，从事各种开发项目。到2011年低，城市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51.3%）。公平地说，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仍然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不仅要缩小城乡差异，而且更要城乡整合和一体化。城市化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保护农村。

农民工非工非农，既不是城市居民，也不是道地的农民，而是流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到欧美国家看看，高水平的城市化并没有破坏农村的生活方式。

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已经开始了。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内部的体制改革和外部的与国际经济的整合。